[轉載]政府與歷史

看板Galaxy作者YangWenli. (楊威利)時間27年前 (1997/12/14 22:09)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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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歷史的教訓──世界文明史結論」，作者：威爾．杜蘭，譯者：張身華。 ------------------------------------------------------------ 英國詩人波普曾說過：只有愚人才為政府的形式而辯論。歷史對所有形式均予以一字之褒，一般說來，對政府亦復如此。因為人類愛自由，而在一個社會裡，個人的自由又需要某些行為規範，所以自由的第一個條件是有所限制；要絕對的自由，則自由便在混亂無章中而死亡。所以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建立秩序；對於私人手中不計其數而又分割的力量，採中央集權制乃是唯一的選擇。權力當然要集中於中央，因為權利如遭分割、削弱與分散，便不能行之有效，就像波蘭議會採取「自由否決制」是；因此，德國的君主政體，在 Rechelieu與俾斯麥的主政下，權力的集中化雖然受到歷史學者的讚揚，卻受到封建貴族的無休止的抗議。在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也以同樣程序在日漸集中；當私人經濟發展不理會政府的限制而又唯有使用某種中央權威才能管制時，不必講什麼政府有無此種權利的。今天，國際政府的發展，就像工業的、商業的與財政的無視國界而採國際的形式一樣在發展之中。君主政治似乎是政府最自然的一種體制，因為它適於團體的管理，就像家庭中的父親或軍隊中的部隊長一樣。假如我們由某政體在歷史中的盛行與否以及維持的久暫來斷其優劣，則我們必須首推君主政體；相對的，民主政治只是幾支插曲。羅馬的民主政治在格拉古兄弟、馬里阿斯與凱撒的階級戰爭中崩潰後，奧古斯都在有效的採君主政治的統治下，組織起來並完成政治人物在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羅馬的和平」，自公元前三○年到公元後一八○年，帝國的全境西從大西洋東到幼發拉底河，以及北由蘇格蘭南到黑海，維持了兩百多年承平的局面。奧古斯都的君主政治，雖經小靴子、尼祿與杜米仙的敗壞，但是在他們之後，又出現了諾爾瓦、圖雷真、哈得連、皮奧斯、奧理略── Renan稱他們幾位是世界上前未曾有的「最善良的與最偉大的主權繼承者」。吉朋也說：「假如有所謂最令人傾注的時期，在這期中，人民的生活情況是最快樂而又最繁榮的，他毫不遲疑的要指出是諾爾瓦之繼承大位起到奧理略之死為止這段期間。他們幾位的相繼在位，可能是歷史上僅有的一個時期，他們把大多數人民的快樂作為政府的唯一目標。」在這輝煌的時代裡，即當羅馬人民自誇是在君主政治的統治下，這個君主政治是採讓位於養子制度的。即：帝王不是把他的王權傳給他的子孫，而傳給他認為最能幹的人；他把這個人收養為自己的養子，然後在政府的職能上訓練他，逐漸的將王權轉移給他。這個制度進行得很好，部份原因是由於圖雷真與哈得連都無子嗣，而皮奧斯的兒子又都夭折。奧理略有個兒子柯摩達，因為這位哲學家皇帝未能另外指定繼承人，所以由其子繼位；但引起混亂的正是這位皇上。一言以蔽之，君主政治有一中等的成績。此一制度由繼承而起的戰爭，給人類帶來接二連三，並認為「合法」的罪惡，同此一制度帶來的優點一樣的多。當此一制度採世襲制時，所產生的愚蠢、皇室、國戚、不負責以及奢靡的情事，似遠比高貴或具政治家風範者為多。路易十四是常被人視為現代君主的典型，但是法國人民卻對他的死亡而歡欣。現代國家的複雜性，似乎打破了任何試欲由一個人的智慧，去統治一國的企圖。因此，大多數的政府都是寡頭政治──即由少數人來統治。或是由出身選出，如貴族政治是，或是由宗教組織選出，如神權政治是，或是由財富選出，如民主政治是。多數人統治是違反自然的（甚至如盧梭所見解的），因為多數對聯合而又特殊的行為很少能組織起來，但少數人可以做到。假如有能力的多數是包含於人類的少數之中，則少數的政府亦如財富的集中一樣，是不可避免的；多數除了定期性的罷黜一個少數，然後另建立一個少數外不可能再做什麼更好的工作。貴族政治論者所持的理論，就是由出身作為政治的選擇是一種最健全明智的選擇，比由財富、由神學、由暴力去選擇均好。貴族政治是從勾心鬥角而又粗卑的經濟競爭的戰場上撤出少數人，從小就訓練他們如何為政府工作，有榜樣、有環境，而又由低職學習起；這些工作需要有特殊的準備，這種準備不是一個平常家庭或背景能夠提供的。貴族政治不僅是政治家的一種培養，而且也是文化、風範、標準與經驗的儲備與方法，並且從而使其與社會怪現象、藝術的狂熱、或在道德規範迅速變化中建立起安全的隔離工作。請看自法國大革命以來，道德、風範、典型與藝術變成什麼樣子了。貴族政治，過去鼓勵、支持並且控制藝術，但是他們很少能創造藝術。因為貴族們輕蔑藝術家，把藝術家視為匠人；他們愛好生活的藝術，甚於藝術的生活，而且他們從未想到減少耗費勞役，因為他們的愛好往往需要巨大的代價。他們很少有文學創作，因為他們認為發表寫作乃是拋頭露面與市儈行徑。結果在現代的貴族政治制度裡，出現了一種輕率而又半瓶醋的享樂主義，一生逍遙自在，有充滿快樂的特權地位，卻往往忽視任何的責任。因此，有些貴族政治腐化了。貴族政治夾在「朕即國家」與「我後為洪水」之間，只有三百年。所以，貴族政治，當其太過狹義的獨佔特權與權力時，當其用自私而又近視的方法剝削人民與壓榨人民時，當其盲目熱中於祖傳方法而阻礙國家的成長時，當其浪費國家的人力與資源於王室的遊樂與開疆擴土的戰爭時，它的優點已不能拯救它。然後，受排斥的人在激烈的暴動中團結起來；新的富人階級與窮人聯合起來對抗阻礙與墨守成規份子；斷頭臺上砍下成千個貴族的腦袋；於是民主政治把貴族政治帶進了人類無政府的狀態中。歷史是不是證明革命為正當的呢？這是一個老問題，由路德勇敢的與天主教教會分裂，與 Erasmus訴請容忍及有秩序的改革；或由福克斯支持法國大革命與布爾克對舊法統的護衛，即是很好的說明。有些情形，過時的與毫無彈性的制度似乎需要暴力去予以推翻，像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是。但是，大多數的事例，由革命而完成的改革結果，很明顯地，不用革命，經由漸進的經濟發展的促使似也可到來。美國在英語世界中沒有任何革命似也達成了這種統治的目的。法國大革命以控制金融的商人階級代替擁有土地的貴族作為統治的權力；但是同樣的結果發生在十九世紀的英國而未經過流血，也未搞亂公共的和平。與過去尖銳的割裂，會招致瘋狂局面，隨之而來的是突然的橫禍或毀傷的震撼。因為個人的明智，有賴於其記憶的連續不斷，所以團體的明智，也有賴於其傳統的連續不輟；在任一情形下，環鍊一斷，就會招來瘋狂的反動，像一七九二年巴黎九月大屠殺即是。因為財富是生產與交換的程序，而不是貨品的囤積（大部分是不能久存的），而且財富是人與機關的一種信任（信用制度），而不是紙幣或支票的內涵價值，暴力革命對財富所做的再分配沒有其對財富的毀壞多。暴力革命可能有土地的重分配，但人類天生的不平等不久又會產生所有權與權利的不平等現象，而且新少數權力的興起，同舊的少數一樣，主要是靠其本能。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心智的啟蒙與性格的改進，唯一真正的解放是個人的，而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人與聖人。依照名詞的謹嚴用法，民主政治只存在於現代，因為絕大部分內涵都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在美國，成年男子的投票權開始於傑克遜執政之時；正如成人（包括女性）投票權開始於我們的青年時代一樣。在古代的阿提卡，在三十一萬五千的總人口之中，有十一萬五千是奴隸，只有四萬三千人是公民，有權投票。女人，和幾乎所有工人、店員與商人，以及所有外國人都被排斥於參政權之外。這少數的公民又分為兩派：一派是寡頭政治派──主要是地主貴族階級與上層布爾喬亞階級；另一派是民主政治派──包括小地主與小商人，以及仍保有參政權但已降為勞工的公民。在伯理克里斯的主政時期，貴族政治盛行，而雅典在文學、戲劇與藝術方面到達了鼎盛時代。他死後，由伯羅奔尼撒戰爭失敗，貴族政治遂敗壞，人民，或者說公民的較低階級，權力上升，比蘇格拉底與柏拉圖所鄙夷的尤甚。從梭羅到羅馬征服希臘時，寡頭政治派與民主政治派的衝突，在書籍、戲劇、演說、投票、貝殼流放、暗殺與內戰上處處對立起來。公元前四二七年，在 Corcyra 統治的寡頭階級，暗殺了六十個人民黨的領袖；民主政治派又推翻了寡頭政治，在公共安全委員會一類的名稱下審判五十個寡頭派人士，結果五十人均被處決，而且還有數百名貴族階級的犯人餓斃於獄中。 Thucydides 的描寫，使我們憶起一七九二～九三年的巴黎。他說：在七天中， Corcyra人致力於屠殺，那些人本是他們的同城公民，都被他們視為敵人。……死亡籠罩在每一人面上，而且，此刻一如經常發生的暴動，無所不在；父親殺死兒子者有之，祈禱者從祭壇上被拖下來或被砍殺於祭壇之上者亦有之。……革命由此城到彼城的進行，其所到之地，聽到的都和其前所作所為一樣，所做的已經遠超過 ……他們報復的兇殘…… Corcyra是為這些犯罪第一個樹立了榜樣， ……確確實實為統治者的報復，（他們從未經驗過平等的待遇，或者，實在說來，從他們的統治者所看到的除了暴力外，無所不有）而且 ……人們忙於縱情恣慾，已無同情心與惻隱心……同時，在兩個（敵對團體）中，中庸穩健的公民已看不到了。……整個希臘世界都震動了。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中，做了蘇格拉底的代言人，蘇直斥雅典人的民主政治之勝利，變成階級暴動的混亂，使文化衰微，使道德敗壞。其中有：民主派人士對節慾行為加以輕蔑，指為不夠大丈夫的氣概。…… 傲慢，他們稱之為教養，而且鼓勵無政府的自由、莊嚴宏偉處所一任荒蕪，以及厚顏無恥。……父親要降與兒子相等地位，並且怕兒子，而兒子也升與父親相等地位，對父母毫無畏懼。……老師怕學生並且要拍學生馬屁，而學生則藐視其師長。……年長者不喜歡被認為是愁眉苦臉與權威者，因此，他們向青年學習。……尤其我不應忘記告訴你們，他們男女兩性彼此之關係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對少數人追求權威，以及長期的漫無法紀，不論成文或不成文均失效用，而感到不能忍耐。……由這種情形而產生獨裁（專政），乃是公平而可喜的。……任何事太過分者，必引致向相反方向的反動；……民主政治自然興起獨裁制度，而且暴政與奴役的最壞政體乃是由自由太極端的政體所產生的。」柏拉圖去世前不久，他對雅典民主政治敵意的分析，顯然已為其後歷史所肯定。雅典人恢復財富，但其時的財富乃是商業的資財而不是土地上的財富；工業家、商人與銀行家爬到資財重新累積的頂點。這一改變，產生了為金錢而熱烈的奮鬥，正如希臘人所說的多多益善 ──胃口愈來愈大。暴發戶建造起豪華的宅第，他們的太太穿著名貴的服飾，珠光寶氣，有成打的佣人侍候他們，在宴會中，他們彼此爭奇鬥艷，各顯豪華，以取悅其客人。貧富的差距愈來愈大；一如柏拉圖所指出的，雅典人分成了「兩個城市……一個城市是窮人的，另一個是富人的，此一城市與彼一城市對戰。」窮人計謀用立法、稅捐以及革命手段來剝奪富人；而富人為了保護自己的財富也組織起來對抗窮人。亞里斯多德說，有些寡頭政治的政府官員，他們竟有這樣鄭重的誓詞：「我要做人民的對手」（就是說，平民），「而且在議會中，我要做出我所能做的一切壞事。」艾索克拉底約於公元前三三六年曾說：「富人變成如此的反社會，那些擁有財產的人，他們寧可把其財物扔到海裡去，也不願拿出來幫助需要者，同時，那些生活在較窮的環境裡的人，則又覺得攫奪富人的財產，比發現一個寶藏還開心。」較窮的公民攫得議會的控制權，即投票將富人的財產弄進國庫，然後由政府的企業或政府補貼方式重新分配給人民。政治人物用盡他們的聰明去為公共歲入開闢新財源。有些城市其財富的分散辦法甚為直接了當：像在 Mytilene 市，由債務人將他們的債主集體屠殺；在 Argos，民主派人士攻擊富人，殺死了數百人，又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其他反對希臘城邦政治的有錢人家，為了互助乃祕密結盟以對抗暴民。中產階級也和富人一樣，因忌妒權力而開始對民主政治不予信賴，而窮人因投票權的假平等無補於財富差距上的不平等，也對民主政治不予信任。階級戰爭愈演愈烈，以致使希臘於公元前三三八年遭馬其頓王腓力普二世的猛攻時，內外都呈分裂狀態，而許多富有的希臘人，竟寧歡迎腓力普的到來，而不要革命。在馬其頓的獨裁制度下，雅典的民主政治消失了。柏拉圖把政治演進歸納成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一條鞭的過程，在羅馬史中又發現了另一個證明。當公元前第三世紀與第二世紀時，羅馬在寡頭政治制度下，制定外交政策，訓練軍隊，並且征服而又開發了地中海的世界。戰勝而得的財寶皆被羅馬貴族囊括以去，而商業的發達，又使中上階層躍升成豪富。被征服的希臘人、東方人與非洲人，被帶到義大利，都變成奴隸而為「大地主」服勞役；本地的農民，失去了土地，東游西蕩，只好去享受小格拉古於公元前一二三年為窮人所建立的每月糧賑為生，各城市裡新增了普羅階級。將軍與總督由各省回來，為他們自己以及統治階級運來了掠奪的財物；百萬富翁倍增；流動資產代替土地而成為政治權力的來源或工具；敵對兩派在選舉中競作提名與選票的大規模買賣；公元前五三年，有一個投票團體為支持某一人而接受了一千萬 Sesterces（羅馬幣）。當用錢買失敗時，謀殺便隨之而來：在某些事例中，有投票人因投票不如所願被毆幾死，而其房子亦被人縱火燒掉。古代人決不會知道，會有這樣富有、這樣有權力而又這樣腐敗的政府。貴族階級力促龐培維持他們的優勢權益；一般平民則把他們的命運交給凱撒；戰場上的判決取代了勝利的拍賣；凱撒勝了，於是建立起民治獨裁制度。貴族派殺了他，但是卻由他的姪孫，也是他的養子奧古斯都接受他的獨裁制而結束民主共和。民主政治結束了，君主政治又復活了；柏拉圖的輪子已轉了一整圈。由這些古典的實例，我們可以推知，古代的民主政治名不符實，並未能為民治政府提供公平合理的考驗機會，其制度已被奴隸制、拜金主義與戰爭所腐蝕。美國的民主政治有較寬廣的基礎。它開始時受益於英國的遺產：係盎格魯．撒克遜法典，從大憲章以降，一直保護公民對抗國家；而新教也早開放宗教與知識自由的途徑。美國革命不只是殖民地人民對抗遙遠的政府之造反；它也是本土上的中產階級反對進口而來的貴族之起義。此一叛變由於自由無主的土地面積廣大和立法權太少，變成輕而易舉。擁有土地的人耕種他們的土地，而且（在天然的限制內）他們控制住他們生活的條件，他們具有經濟上的立足點而爭取政治自由；他們的人格與性格都紮根於土裡。就是這些人使傑佛遜作了總統的──傑佛遜這個人，是跟伏爾泰一樣的懷疑論者，也是跟盧梭一樣的革命論者。一個管理少的政府是最宜於那些個人精力強的人發展，此所以把美國由荒涼之地轉變而成為一個物質豐庶的理想國，而且由西歐的孩子與被保護者而變成其對手與保護者。當鄉村的孤立，提高了個人的自由時期，也是國家的孤利於兩面環海的保護下，提供了自由與安全的時期。這些以及其他上百因素，才使美國的民主政治更有基礎，也更普遍，為歷史前所未曾一見。這些形式上的條件，很多現已消失了。個人的孤立已隨城市的成長而消失。個人的獨立也隨工人需要依賴不屬於他們自己所有的工具與資本，以及依賴他們自己不能掌握的條件而消失。戰爭變成愈來愈浪費，而且個人無法了解戰爭的原因，也逃避不了戰爭的影響。自由無主土地，則隨家宅私有制的普遍伸展而消失──土地私有已到最小限度。從前，自經自理的商店店員，現在已成為大分配者的勞工了，可能要重彈馬克斯的老調，抱怨事事都是桎梏。經濟的自由，即使在中產階級，也成為愈來愈屬例外之事，只好拿政治的自由作為安慰的託詞。所有這些現象之到來，不是（如我們在血氣方剛的青年時所想像的）由於富人的邪惡，而是由於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經濟發展之結果，也可說是由於人性。在經濟的錯綜複雜關係中，每一種進步，都隊奇才異能之士予以額外的獎勵，因而也愈加劇了財富、責任與政治權力的集中。民主政治是所有政體中最困難的制度，因為它需最廣泛而普及的知識，而我們一般人當使我們當權時，往往忘了也使我們有智慧。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智慧卻永遠被太多的愚人所阻滯不進。一位犬儒學派的學者就曾說過：「你不該恭維無知，正因無知太多了。」然而，無知受恭維不會太久，因為無知使其為鑄造輿論的力量所操縱。林肯所說的「你不能愚弄所有人於永久」或是對的，但是你卻可任意愚弄他們而治理一個大國。民主政治對近代藝術的墮落有沒有責任呢？當然，說墮落不是無爭議的；這是主觀見解的問題；我們之中有些人一想到藝術的表現太偏激，心裡就發毛，──五顏六色無意義的亂塗，破布爛紙的拼貼，鬼喊狼叫的電視音樂──無疑的，在我們過去遲鈍於嚐試的勇氣時期，這些都要受到禁制的。這些無何意義的創作品，作者不是要引起一般大眾的共鳴──一般大眾把這些人譏為狂人、頹廢或騙子──而是要引起易受騙的中產階級買主的共鳴，這些人被作者所催眠，而又為新奇或甚至為畸形所震懾。民主政治對於這種頹喪作品是負有責任的，但這種責任只限於在意義上未能使這些作品發展成為標準形式與風味，以取代過去貴族藝術家所保持的幻想與個人主義，他們是在有限的智慧交流中，在生活的裝飾下，以及在一種邏輯的推理與一種連貫的整體內求部份的和諧下，保持著幻想與個人主義。現在，如果藝術在「怪異」方面似已迷失自己，這不但是由於藝術已受到大眾意見或支配而世俗化，而且也是由於藝術的表現可能已被古老學派與古老形式所想盡了，新人此時只好在新模式與新風格上，新規則與新訓練上研究、掙扎。綜上所論，可見民主政治是比任何其他政體害處較少而優點較多的制度。這一制度對人類生存增加了情趣與友愛，這種優點已超過它的缺陷與劣點。它給思想、科學、企業以自由，這些是它們運作與成長的主要條件。它打倒特權與階級的牆，因此每一時代民主制度都能從每一階層和每一地區擢拔一些才俊之士。在民主制度的刺激下，雅典與羅馬在歷史上成為最有創造性的城市，而美國，在二百年中，也為其大部分人民提供前所未有的富庶。民主政治現在致力於教育的推廣與延長，以及公共衛生的維護工作。假如教育機會平等能夠建立起來，則民主政治將是真正合乎正義的。因為在民主政治的口號之下，基本的真理乃是：雖然人不能平等，但他們教育與機會的增加就能使他們更接近平等。人權不是服官權與權力權，而是選擇每一條路的權利，藉此也可以培養與考驗一個人是否適宜為官或執權。權利不是上帝或天然所賜，而是對每一個人所必須參與的團體有益的特權。在英國和美國，在丹麥、挪威和瑞典，在瑞士和加拿大，目前的民主政治比過去更好。它有勇氣與能力保衛自己，以對抗外國獨裁政治的攻擊，而且對內不讓獨裁政治出現。但是假如戰爭繼續吸住它和支配著它，或者假如一心想要統治世界而需要建立起龐大的軍力與預算，則民主政治的各項自由，可能一個一個的向武器與戰鬥的訓練所屈服。假如競爭與階級戰爭把我們分為兩個敵對陣營，變政治的論辯而成盲目的仇恨，不是這一邊，就是那一邊，可能要推翻競選演說臺而用劍來統治。假如我們自由的經濟不能分配財富像其創造財富那樣的有效能，則獨裁之門將為每一個人所敞開，只要這個人能夠說服大眾而保證大眾安全就可；一個好戰的政府，可以隨便用一些吸引人的口號，就可將民主世界吞噬。 -- 國家的命運，並非單單由一個人的意識所能左右。若由後世歷史家的觀點來看，將會發覺即使是所謂的英雄人物，也未必都是隨自己的意思去開拓命運的，只不過當時環境對他們的需求，而去順應歷史的必然性罷了。然而，也並非因此個人的功績就毫無意義了。因為有史以來，人類經營的記錄正是最貴重的文明遺產，在侷限的情況下，贏得最大限度成功的人們之行為，都會成為人類迎向未來的穩固基礎。